山高路远沟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注）
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夸奖。这位“彭大将军”在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万里长征，百团大战，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万炮震金门的硝烟烽火中战功赫赫，然而，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反差之大，举世震惊。
还清晰记得听到这件事应该是1959年的一个晚上，我躺在被窝里，听父亲向母亲讲彭德怀被毛主席罢官的事。当时我辗转反侧睡不着，母亲问我怎么了，父亲说，八成因为听到彭德怀的事。的确，别说是一个少年的幼小的心灵，半个世纪以来，这桩公案困扰着几代人，人们在纠结，在疑惑，在猜测，在破解。
有人说，是由于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历史宿怨，导致毛泽东“秋后算账”。这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如果没有广阔的胸怀，怎么能团结那么多战友打天下呢？毛泽东能容得了王明、博古、李立三，甚至张国焘，为什么容不得几十年风雨同舟的战友，战功显赫的彭大将军呢？
有人说，是由于百团大战过早暴露八路军的力量导致皖南事变，毛泽东把帐记在彭德怀的身上。这也是文革中强加于彭德怀的罪名之一。百团大战这样大的战役如果没有中央军委的批准那是不可能的（据彭总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即使具体作战方针有误，也是指挥员不可避免的，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就是了，毛泽东决不会耿耿于怀。相反，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电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有人说，是由于彭德怀反对大跃进，毛泽东骄傲了而听不得不同意见，龙颜大怒，才打倒彭德怀。权且说反对大跃进是错误的，也是一时之“错”，毛泽东怎么能由此就否定彭德怀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呢？据薄一老说：“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作为领袖群伦的毛泽东连对与错，轻与重，是与非，好心与恶意都分辨不清，我们未免太小看了他老人家了吧。
更有甚者，有人说，是由于彭德怀在朝鲜没保护好毛岸英，所以毛泽东迁怒于彭总。这是无稽之谈，毛岸英的牺牲完全是意外，现有史料找不到彭总加害毛岸英或失职行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泽东毅然送子上前线，就不是放到保险箱里。而况毛泽东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自己的儿子牺牲加害于别人，只有今天的贪官才干得出来。
还有人说，是由于彭德怀讲话粗鲁，敢于犯上而罹祸。不错，彭总是耿直狷介，口无遮拦。例如，当他粗鲁地说，在延安你肏我四十天的娘，我肏你二十天还不行吗？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而毛泽东则摒神静气，侃侃而谈，不失领袖的风度和涵养。当然，在我看来，这一个性或许真是彭总庐山罢官的真正原因，只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罢了。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首先要考察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去看。我们不妨简要地钩沉一下这段历史。
文化大革命既然被毛泽东认为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那就不能草率从事，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些准备应该包括政治思想上的准备、体制上的准备、理论上的准备、组织上的准备。上述准备情况这里不作展开讨论，只是相应部分有所涉及。总之，在我看来，狭义上讲，文革应该是进行了十二年；广义上说，文革早已进行了（战前准备）。
国内外知名的毛研专家李锐说：“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我不认同他的贬损口气。既然要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搞一定时期必要的个人崇拜，不仅要防止党内外的七嘴八舌，也需要在运动中使总司令“令行阃外摇山岳”，应者云集，否则就无法进行两军对决。
今人妄加评断，不作具体分析而指责毛泽东，是极不负责任的。鲁迅评论曹操和孔融时说：“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请看庐山会议之前和期间，毛泽东都做了些什么工作（此前毛泽东也有些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举措，此处从略）。
首先，从宏观上看，在1958年南宁会议时毛泽东反反冒进，由此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大跃进中，牛皮吹的天大，谎言编的离谱。毛泽东应该说不是不知道，尽管有时表示怀疑，但看得出毛泽东是默许、放任或假作不知，不予说破。
网上有个段子，说有一个学者去一个大学讲学，几千个大学生正讨论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罪行”，对毛主席相信亩产十万斤饿死几十万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学者走上讲台，说，开讲之前我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一个人跑到礼堂里宣布他的地亩产十万斤，相信的同学请举手，没有一个大学生举手。学者又说，现在一个人跑到礼堂里宣布他的地亩产一万斤，相信的请举手，举手的寥寥无几。最后学者说，现在一个人跑到礼堂里宣布他的地亩产一千斤，相信的请举手，在座的齐刷刷的举起了手。学者微笑点头，说：第二个问题；认为自己比毛主席还聪明，比毛主席还有知识，比毛主席还有才能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学者突然愤怒地大声说，既然在座的都不相信亩产十万斤。难道比你们聪明，比你们还有知识，比你们还有才能的毛主席会相信吗？看来不是毛泽东是傻瓜，就是在座的是傻瓜。在座的毫不怀疑的相信了这个关于毛主席的奇闻不是傻瓜吗？
正如刘源所说：“毛泽东是庄稼人出身，一时被懵，情有可原，长年不知一亩能打多少粮，实难让人相信。”（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对于当时鼓吹“跑步实现共产主义”，即薄一老提出的“当时为什么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估计的那么短？”毛泽东精通马列，怎会不知一国不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呢，靠人民公社化的穷过渡显然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毛泽东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山东范县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我总觉得毛泽东有调侃的意味，有意无意地助长着这种狂热的“共产风”。
全党全民头脑都在“发热”，不过，我认为毛泽东头脑未必发热；全党全民都在梦中，不过，我认为毛泽东未必在梦中。何以得见？1959年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中讲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我们可从中略见端倪。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8月11日的讲话中）都提到了“全世界骂”：杜勒斯骂，赫鲁晓夫骂，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既然如此，为何一意为之呢？为何他在庐山会议上声言，“不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唯物史法宝”来打他呢？又是怎么个“向全世界作战”法呢？
如此探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作战”就是掀起风雷，激起动荡，引起争论，发起挑战，毛泽东在示形造势。如薄一老所说：“就是那几年党内斗争过火，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那时都号召我们做敢想、敢说、敢干的人，这当然是顺应那时的政治大气候。 而“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呢，则成了庐山会议上及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的打倒对象。值得深思的是，这三件是用来“作战”的，不是为了“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就是说，是手段，不是目的。
其次，从微观上看，毛泽东在此期间力挺“海瑞精神”。“1959年4月5日，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作者注），很有荣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毛主席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了（请注意，送给彭总看了——引者注），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据田家英说，此前毛泽东挺海瑞还有几次。——引者注）会后，胡乔木同志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有道是“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汉代民谣）”，毛泽东以其崇高威望，这么“忽悠”诱导是会收到预期效果的。党史学界和党内外公认，个人崇拜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倒彭后才真正搞起来的。
搞清了以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彭德怀；再联系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倒彭的真正目的了。
反右倾是利用彭德怀的一封信而扭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的。是偶然，还是必然？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即使当时彭德怀不写那封信，毛泽东也会寻找“战机”做这项工作的，这是毛泽东面对彭德怀的信的当机立断。此前，毛泽东不止倡导海瑞精神，他也赞许贾谊、赵充国的直陈时弊，面折其过的勇气。他希望这时候出海瑞，彭德怀则成了最佳人选，而且彭德怀真的被毛泽东“忽悠”了，真的成了“海瑞”（瞅什么瞅！认为我把“忽悠”这个词用到毛泽东身上犯忌吗？我看，手段的高明正好说明了目的的崇高。）。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用“大批判”的方法，扳倒彭德怀。
1965年毛泽东对彭德怀讲：“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认为，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内心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那时却硬是不能“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横竖都要打倒、搞臭这位功高、位尊、权重的老总。从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看不出有忤逆“圣意”之处，其客观、善意、委婉、尊重之态跃然纸上，不值得毛泽东震怒。以毛泽东那令人景仰不已的党性修养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如此对待彭德怀的上书，不能不令人瞠目和震惊。彭德怀本人也是一头雾水：“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彭德怀自述》）粗暴地、莫须有地定为反党集团，的确是有悖常规的错位。在1965年，毛泽东曾向彭德怀等人大讲彭德怀的功劳，如立三路线时的力主过赣江，反一、二、三次“围剿”时的精诚合作，反对富田事件，反对张国焘，西北战场上的以少胜多等等，但在庐山批彭时，这些却绝口不提。
薄一老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几乎在推崇几位古人的犯颜直谏和从谏如流的同时，自己却一反常态地倒彭，认为“反差何以如此之大”，“令人费解”，“究竟还有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未得到满意的答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我认为此无他，唯借题发挥耳。彭德怀以耿直著称，而且功高、位尊、权重，在中央最敢讲话，“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列宁语）倒彭可杀一儆百，实现个人崇拜，也可以沿用李锐的“封了党内的口”的说法，服务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定时期必要的个人崇拜。如此来说，反右倾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预演，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工作。文化大革命不搞个人崇拜，那就难以发动和进行。只有这样，毛泽东才得以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而独断专行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心所欲”地领导文化大革命。否则，如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党内特别是高层的阻力无法排除，战略部署无法实施，更不要说打倒另一位主席了。
因此，七千人大会以后，对反右倾的错案甄别平反时，只是限于下面的党员和群众，而彭德怀随后的申诉却被指为“翻案风”。我看是火候没到罢了，如果此刻平反，将是前功尽弃。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相信此刻的毛泽东的内心是痛苦的。忘记是谁说的，伟大的心灵是痛苦的心灵。
当然，这是非常时期的特殊手段，也只有毛泽东在特定的时期使得，后人是无法仿效的。
可以说，毛泽东能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钻了”当时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的一个“空子”。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或西方的民主体制下，就难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比如民主的缺失，比如法制的不健全，比如事实上的领导终身制（也只有毛泽东能搞终身制，而且毛泽东必须搞终身制），比如毛主席的最后决定权等等，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条件。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副作用和后遗症，毛泽东虽然在文革中适度降温，还不是从根本上消除，仅是一种手段，不要林彪的崇拜，还有“四人帮”之流的崇拜。文革收尾，“个人崇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在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得以消除，小平为文化大革命完美地画上了句号。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建国后总体看是快节奏，除了由于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恐怕有些事要赶在有生之年。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毛泽东立即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着手进行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展开，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写序言和按语。毛泽东不断地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更加快了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初级社还没有巩固，就在较短的时间内马不停蹄地转变为高级社。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步进行，特别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不久，在大跃进的喧嚣声浪中，实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这种超前过渡，快速改变生产关系，实行更大规模的公有化，固然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到改革后才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但也给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体制上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实都不太富裕），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体制下，文化大革命能发动起来吗？像西方发达国家或改革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里并不是说，毛泽东为了搞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变穷，而是说，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如此。在此期间，毛泽东批判了“单干风”，进而批判和制止了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不是不想富，但暂时不能用那种富法。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如自留地、小规模家庭副业，家禽家畜饲养及适当开放的农村集市。
我想，进行文革的战前准备，这也许是超前过渡和反右倾的一大动因。小平同志说，我们搞了二十年左。“左”风起处，民族情绪逐渐狂热起来，这是否是文化大革命的“预热期”。期间虽然不时进行调整、纠“左”，但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如此“左”起来，遭到彭德怀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就顺理成章了，毛泽东为达到预期效果全力回击也是势所必然。于是，个人崇拜大功告成，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毛泽东在1959年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及其他》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当196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完成后，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算来从1959年到1978年，还真差不多二十年。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文革前虽然彭总在政治上被搞臭，调离国防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直到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才撤销了彭德怀的副总理职务)，待遇不变，1965年又出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文革中同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吃尽了苦头，但直接死因是直肠癌。正是：
平江起义井冈松，
半生戎马树干城。
祸起匡庐学海瑞，
掀起风雷夺先声。
（注）据彭德怀回忆，原诗为“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见《彭德怀自述》）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附一：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零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实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部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 德 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附二：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的谈话（摘录）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德怀 追记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那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预告：本系列下一篇《毛泽东与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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