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
胡风的确很反动，我看他的笔名就反动。今天先来个“说文解字”。
胡风原名张名桢，后改名张光人。1935年元旦，胡风在当时的刊物《文学》上发表《林语堂论》，第一次署上了“胡风”这个笔名。据胡风说，是为了纪念自己最亲爱的母亲（其母姓胡），恐怕未必这么简单。
我一直猜测，胡风这个笔名源自据传东汉蔡琰（即蔡文姬）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少年时读过郭沫若写的历史剧《蔡文姬》，剧本后附有该诗。还记得诗中有如下几句：“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大家知道，“胡”字含有西的意思，一般指我国古代西域的少数民族。王国维论道：“我国古时候有一强梁之外族，......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崇尚武力，而文化之程度不及诸夏远甚。......战国以降，或称为胡，曰匈奴。（《鬼方混夷猃狁考》）”如此说来，“胡风”恐怕真是与“东风”对着干的，也是来者不善。请看《胡笳十八拍》的如下诗句——“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而“东风”者，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比喻革命的力量和气势。”
毛主席多次拿“东风”和“西风”比喻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例如，1955年，毛泽东针对高岗事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1957年反右时，他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同年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认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
综上，经过我这番“旁征博引”，“深文周纳”，说胡风是反革命一点也不冤屈。当然，这显然会遭到如潮的批评，会被指为牵强附会。
1954年3月21日到6月24日，胡风足不出户，和在北京的路翎、谢韬等“七月派”的朋友，花了三个月时间，写成了将近三十万字的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有的叫“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好家伙，三十万字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一部《青春之歌》，如果每页稿纸写三百来字，就需要写一千来页。7月22日，胡风亲手捧着“三十万言书（内含胡风致党中央、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的一封长信）”，交给当今咱们习总的老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同志，请他转交党中央。这哪里是什么“万言书”啊，我看这分明是送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炸药包”。毛泽东接过这个“炸药包”，并优雅地抛出去引爆了。一年后的1955年，毛泽东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由此可见，胡风反革命集团不是“挖出来”的，而是“打上门来”的；不是暗藏很深的，而是明火执仗的。简言之，是下了“战表”前来挑战。
1967年秋天，我在齐齐哈尔二哥家呆了一段时间，他时为一个机床厂的技术员（技术科长）。我成天翻他的藏书，我接触到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当时对胡风为何许人尚不甚了了，上有舒芜的揭发与一些信件的片段，从而知道胡风们是对着周扬们干的。但周扬现又被打倒，百思不得其解。
在“三十万言书”里，胡风们除了攻击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宗派主义”，“小领袖主义”，“自封为王”，也捎带其他人，比如胡风诬指现代文学编辑名家范泉为“南京暗探”，导致范泉先是沦为肃反对象，继而戴上右派帽子，贬谪到青海高原。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他当时就会用毛主席语录批判林默涵、何其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阶级斗争，他说：“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剧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们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谅自己了。”而毛泽东恰恰是拿起了“阶级斗争”这把利剑，使“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
同时，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确实是“胡风”，他还严厉批评了文艺宣传部门当时的中宣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似为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立场，促使中央痛下人事变更的决心，胡风是在借力打力。
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草草收场，1955年就展开了对胡风的批判斗争，随后进行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即“肃反”，时间不长，约一年。）。批胡适转而反胡风，时人戏称“天天拉二胡，越拉越糊涂”。毛泽东亲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毛泽东和胡风是见过面的。“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与文艺界聚会，周恩来对毛介绍胡风时，毛说：‘是办《七月》的胡风同志吧？’周恩来说：‘不，现在在办《希望》了。’可见毛对胡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摘自1991年李辉访贾植芳）另据1994年1月23日贾植芳致李辉、应红信中讲：“关于1945年毛到重庆时和胡风接触一节，是1946年舒芜在上海住在我们家里时说起的。（载2009年3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其实，见过面与否并不重要，毛泽东与鲁迅虽然没见过面，“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胡风是著名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七月派”的领军人物。1933年胡风初见鲁迅，一见如故，深得鲁迅赏识，鲁迅后来称胡风“是个有为的青年”。据冯雪峰讲：“在当时，胡风同鲁迅的来往确实很密切，鲁迅也确实信任胡风的。”茅盾在晚年写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也说道：“我对鲁迅说过胡风行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但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因此，胡风被认为是鲁迅的学生、战友、传人，应该得到鲁迅的真传。胡风在三十年代的论争中，也是与鲁迅共同冲锋陷阵的，当然也卷入了文坛的宗派斗争。鲁迅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却不幸言中，解放后，成为钦定的反革命集团首犯，被逮捕、判刑。
由此可见，胡风的命运联系到两位巨人——鲁迅和毛泽东。
1972年我在劳改队胡闹时，认为胡风的1955年那桩公案是周瑜打黄盖，即认为胡风是与毛泽东的自觉配合。当然那时倒没什么有力的证据，也就是两条理由斗胆地假设：（1）认为胡风曾是鲁迅的战友，深得鲁迅赏识，鲁迅逝世为之执幡护灵抬棺；（2）认为胡风的笔名怪。“胡”字一是乱的意思，二是指外族、外邦、西域，特指我国西北的民族，如匈奴。“胡”字含西意，“胡风”与东风相对。
同志们哪，那时，我可仅是虚岁23的毛头小伙啊。俗话说，二十三，窜一窜。可是这一窜不要紧，却两脚弄上了“一堆碎铁”（即脚镣）。当时所以有如此奇谈怪论，是由于对文革的终极目的的探讨而衍生出来的。无疑，当时我的所有言论都是“反动的”。
四十年来，通过接触的一些材料，使我对胡风案有了进一步认识。但是，以我蜗居一隅的小学教师，要涉足这样重大事件谈何容易。不要说不能申请科研基金，就是寻觅研究资料也是要穷尽“碧落黄泉”。我到处购书（包括邮购），每到一地第一要务是逛书店。可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书店充斥着教普书，难得见到社科类图书，更不要说需要的图书。我集腋成裘地剪裁报刊上的资料，并到处摘录和抄写资料。直到发本文的前几天，我才在网上在线阅读了“三十万言书”。而前些年不要说阅读，查阅资料也是很奢侈的事。这里还有个小花絮，前些天我托北京的网友，侠肝义胆的“沉默方圆”老姐帮我购此书。她在网上反复搜索几个邮购网，未果。遂不顾衰老之身（她不愿意人家说她老），刚吃完中午饭，碗也不洗了，就去西单图书大厦给我找去，仍没找到。幸亏受她的启发想到了网上阅读。
这里，仅凭我现有的材料分析一下，盼与众多研究者共同探讨。我想，要搞清这个问题，应该“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毛泽东：《论持久战》）因为在我看来，胡风案是很有由头的。
首先，胡风事件应该是个活标本。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地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显然，胡风事件是一个活标本，这就是目的，虽然它是今天已有定论的“假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反胡风后的一次讲话中，谈到肃反时指出，“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滑稽的是，胡风的“假反革命”集团，却是由毛泽东钦定的，是毛泽东一手搞出来的。从今天所披露的材料明显看出，证据不足，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小题大做，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胡风分子”阿垅语）用这个活标本确实为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并且一直绵延到文化大革命中。如邵燕祥所说：“反胡风和由此发生的肃反，更成为嗣后各项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样板”。（见《随笔》2008年第1期）尽管他讲这话带有贬义，但我同意他的“样板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作用，我说是“活标本”，邵燕祥氏说是“样板”，大意相同。这种作用可以说从1956年的肃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在挖“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一直在搞阶级斗争。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次，胡风的笔名内藏玄机。把人名（笔名）做为论据本身是不够科学的，但是，有些作家的笔名确实有某种含义，按照胡风笔名的线索，是否可解开胡风之谜？当然，胡风自己说这个笔名是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母亲（与鲁迅笔名的情况相同），但他们巧妙地利用笔名也不能完全排除。要论证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多方面的实际材料上着手。胡风在狱中的最后岁月，大约1976年末至1977年初，还写了个《简述收获》，被称为“二次上书”，上报中央，没有公开发表。毫无疑问，要穷尽胡风事件真相，还需要做艰难的探索。而且，如果我的假设成立，胡风为此尝了二十五年铁窗风味，如此忍辱负重世所罕见。我1972年胡诌的《满江红》中有“明日揭谜有哭（笑）声”句，就是认为胡风有王佐断臂，华子良15年装疯之嫌（比的未必恰当）。如果事实真的如此，胡风和“胡风分子”为民族，为千秋大业所作出的牺牲，难道不值得后人洒下一掬滂沱泪花吗！
第三，胡风令人不解的是从不上诉翻案。胡风后期在狱中得了精神病，痴呆苶傻，不知真相如何，还是躲避什么。据说平反冤狱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诉苦把冤申”或“非毛”的举动。按正常的逻辑，他是最应该“反毛”，其程度要大大超过今天的反毛干将——他的“反革命集团”可是钦定，而且直接株连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共产党员32人），胡风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被判刑3人。他们多数在随后几十年的历次运动中，饱经磨难和摧残，间接被株连就更多了。
世界上不会有人有“恋牢癖”。胡风不像彭德怀，还能刮“翻案风”，还能写“八万言书”申辩。要知道，彭德怀当时可不是作为敌我矛盾对待，“不可以把它（即彭案——引者）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彭德怀是被待遇不变地养起来，而胡风则是做为反革命下了大狱。
胡风被捕之初的申辩书，主要是为绿原、阿垅开脱。1955年1月24日他致冯异的信中写道：“我唯一的努力是自己担负应该担负的，唯一的限度是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应被损害的东西。至于个人以外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来日方长，用不着担心的。”他是为尽量避免伤及无辜。
此后，无论判刑十四年或改判无期徒刑，胡风均未上诉（事实上改判无期时不许上诉）。据胡风讲，1970年“简单谈过话后就宣布为无期徒刑，打进劳改队，不准上诉。我当时付之一笑，申（即上海——引者）时叫我上诉都不上诉。”（1979年胡风致老友熊子民的信）以胡风的学养和辩才，以胡风的耿直和不驯，以胡风的节操和傲骨，他理应愤然抗诬，为自己的冤案雄辩滔滔的，尽管无济于事，却也合乎逻辑。但胡风从被捕到判刑乃至改判无期徒刑，都没有这样做，倒是反常的。他傻呀，既然冤枉为什么不上诉？还“付之一笑”！仅你一人遭缧绁之灾也就罢了，还有那些无辜罹难者，整整一个“集团”啊！
第四，胡风案纯系子虚乌有。从当年揭发检举及查获的“罪证”看，胡风的“反革命”罪名是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更谈不上。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11月，胡风满怀激情地写出了讴歌新中国，赞颂毛泽东的诗篇《时间开始了》，他纵情高歌：“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地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我敢说，如果没有对人民领袖最真挚的爱戴之情，他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无独有偶，他看出了毛泽东是“全人类的希望”，与鲁迅在长征胜利后向党中央发出的贺电如出一辙。如此之人实难与反革命挨得上。毛泽东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能轻易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他当初就教导“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他自己却搞出个震惊全国、沉冤二十多年的假反革命来，而且是反革命集团，岂不是匪夷所思吗？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反革命吗？
第五，胡风也确实是“胡风”。学者陈子展说胡风：“东风东吹，西风西吹，胡风胡吹。”“不明事故，八面树敌。”九叶派诗人唐湜1980年代中期应《文艺报》之约，写一篇关于胡风的文章，写好后先给贾植芳看，“其中说到55年反胡时，说，胡指使阿垅、方然到处骂人，也骂到他们，这就使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对七月派并没开罪过，而且在旧社会，大家都受过国民党的迫害。因此，55年反胡风时，无论左派、自由派都称快……云云。”（《贾植芳先生致李辉书简》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3月13日）后来唐湜在贾植芳劝说并代胡风赔礼之下，删去了这些内容。看来这时的胡风不仅是性鲠招怨的问题了，而是寻衅滋事，四处树敌，引火烧身了。胡风指使别人“到处骂人”，如果不是神经病，只能说是别有用心。在“三十万言书”中“八面树敌”，像疯了似的到处咬的事也不少。我认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第六，胡风曾夫子自道是“假想敌”。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风曾说：“这个负着沉重包袱苦痛地拖了几十年的局面，正在某些点上被打破、被揭发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线上开始走上了全面出击，奔向胜利的阶段。”（转引戴光中《胡风传》）他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抵触，还欢欣鼓舞。而且，早在1965年胡风致梅志的家信中也写道：“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耻于占有任何堂皇的招牌，但却全心全意地、始终如一地、大小不改地，用反语，用‘伪装’以至敢于站在‘假想敌’的地位，在个人‘孤军作战’的形式下，也要做一个没有任何杂质的真正集体主义者；——毛主席所说的‘骨头最硬’等等。”请看，这“用反语，用‘伪装’以至敢于站在‘假想敌’的地位，在个人‘孤军作战’的形式下”，应该说胡风已经泄露了天机。我认为这段话是胡风的夫子自道，是对自己二十五年沉冤实质的表露：他不是真反革命，而是“假想敌”。虽然单文孤证是论证的大忌，但这话是胡风亲笔写的，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是那么直白。
第七，胡风案是先预案后形成。据“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贾植芳透露：“先是解放初期，冯雪峰一次由北京回上海来，与朋友聊天中说起，毛泽东曾把他叫去，时间可能还是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向冯雪峰了解胡风在上海的情况，他问冯雪峰：‘听说胡风身边还有一帮人？’把知识分子的行动不是看做个体的行动，而认为有一种集体的力量，这种思考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已经潜伏了以后的动作。后来潘汉年来上海工作，一次报告中也说道：‘我们上海有一帮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的都是另一回事。’”（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他说的没错，这个信号“潜伏了以后的动作”。就是说，毛泽东反胡风的战略构想应该早已形成，并不是反胡风时所说的，胡风分子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全国解放前夕到1955年，这六年以上的光景，对一个反革命集团的肃清，线没必要放这么长吧。而且也没有什么公安介入的侦察行动，倒是胡风自己找上门来的。
毛泽东先是称为“反党小集团”，“小宗派”，是郭沫若的提示最终定为“反革命集团”的。
第八，胡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胡风行将出狱前夕，他写道：“我的悲剧（尤其是因我而受害的无辜者们的悲剧）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但愿它能使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天下剥削阶级分子痛以为戒。但愿它能推动台湾省早些解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否则，将近二十年来的人民政府为我的问题所付出的人力物力以至政治上的代价就实质上不会取得什么相应的意义，人民将白白地宽赦了那些诬陷我的反动派。”（戴光中：《胡风传》）应当怎样理解这段话呢？似乎半是睿言，半是谶语。胡风这个“假想敌”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样板、标本，就需要用阶级斗争去扫除。看来胡风事件重点在“意义”，而不在实质。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胡风是不杀的人之一。原因一是相比之下要杀许多人，二是杀错了想改正也没办法。看来毛泽东并没排除胡风案错的概率，随手发给胡风一块“免死牌”。胡风也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虽然我对党的信心从未动摇，但长夜漫漫，身体精神每一小时都难于拖过，曾以石击脑求得解脱而不遂。事闹大了，也许不得不报告总理罢，于是把我从劳改大队移到一个小院，由六七人陪我‘学习’，生活优待……73年屠（胡风夫人梅志——引者）调来了，让我住在一个小院，自起伙食……”（胡风致老友熊子民信）又是生活优待，又是家属团聚照顾，又是自起伙食，对于一个无期刑的钦定的反革命犯人是破格照顾的。难怪宣布无期徒刑却付之一笑，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他相信历史，他也相信后人，还其千古功臣的地位。“……伟大的时代，每个人只要是守正不阿者都难免要付点代价……”（同上）而“在残酷的历史考验中，胡风得了个满分”。（贾植芳：《片断的回忆》，《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我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一文中说道，“文化大革命既然被毛泽东认为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那就不能草率从事，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我看来，倒彭是为了个人崇拜，反胡则是为了阶级斗争。
我想，党史研究权威不会否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端是批判胡风及随后的肃反。因此，有朋友指出，“毛泽东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理解上和运用上是不是都出了问题。”这种观点，也是党史学界公认的。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活学活用。毛泽东不会连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常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不懂。在革命的时期，即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则应该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傅雷曾说毛泽东的马列水平已经达到了“化境”。
基于此，建国以后，毛泽东进行了批武训、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倒彭、社教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即有些人说的“折腾”，反胡风则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发挥到了极致。阶级斗争被毛泽东高八度的提出，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如果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中斗什么呢？
由是，我看胡风案只有三种可能：要么胡风是自觉充当的反面教员，自己甘愿忍辱负重；要么毛泽东制造了这一反面教员，歪打正着，阴差阳错地巧合，东风压倒“胡风”；要么二者兼而有之，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倾向于后者。
如果说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这极有可能是鲁迅所“派遣”。这个“假想敌”固然起到鲁迅预期的一定作用，但以其身份，还达不到毛泽东的大动作所需，最终需要刘少奇等重量级人物来实现，这或许是毛泽东对鲁迅设想的修正、补充和升华。
如果我当年的推断有这个可能，恐怕更要靠最核心的材料去研究了。因为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讨论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搞错了，应该平反。但是，胡风在文艺界搞个小集团，对着共产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很难不使人怀疑的，应当引以为戒。”（《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毛泽东把胡风一批人定为反革命集团，不仅“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问题”，（林默涵语）恐怕胡风本人也没料到毛泽东这样决策。但胡风对毛泽东的决策是理解了的，却忍辱负重，“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包括亲朋、至交。也许，“胡风分子”中的贾植芳等人，至死也未必理解胡风胸中的丘壑（这些人今已所剩无几。）
胡风这种事如果真有，对于市侩小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但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看，这也是人杰地灵，英雄豪杰。
为胡风平反进行三次才彻底平反。第一次是1980年，胡风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5年6月8日胡风因患贲门癌逝世，家属由于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遗体停友谊医院太平间，追悼会推延。同年11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文撤销1980年平反文件中的不实之词，得到家属认可，次年1月举行追悼会，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出席；第三次1988年6月18日，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文予以彻底平反，距1955年已有三十三年矣。显然，胡风案最终解释权在最高端。
如果我的立论成立，在中外胡风研究史上，我可夺了“头彩”。鲁迅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今天的两种感想》）”后来的“太史公”，可得为俺写上一笔，我可是“勇士”哟。如果我这些都是海外奇谈，那就不必啰,“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当不成“第一次吃螃蟹的人”，也可以当第一次吃“蜘蛛”的人嘛，鲁迅也说“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幸好现在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了，阿门。正是：
古月幽幽寒星稀，
廿五炼狱亘古奇。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报君知。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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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胡风先生
1954年7月22日，胡风通过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党中央的材料共有两件，一件是“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以下简称为“报告”）；另一件是“给党中央的信”（以下简称“信”），信首注明“习仲勋同志转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内容是对“报告”动机、目的和要点的提纲挈领的说明。“信”仅见于近年出版的《胡风全集》，过去未曾公开发表过〔1〕，因此也从未引起过研究者们的注意。
“报告”长达“三十万言”，“信”却只有万余字。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人也许很难看完冗长的“报告”，但读“信”的时间和耐心还是有的。当年，“被推到绝路上”的胡风尚能虑及此，可见其考虑问题时仍相当周密。
客观地说，“报告”中铺叙了太多的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读后有令人坠入云山雾海之感；而“信”却没有这些弊端，其措辞非常坦诚、准确和精警。
因此，要解读和研究胡风的“报告”，最好的办法是先读读这封“信”。
一
1953年3月以后，报刊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实际上已经停止。其后一年多，胡风赴东北、返上海、迁北京，担任《人民文学》编委，享有从事研究和创作的客观条件。1954年3月，他为什么突然决定撰写“报告”，揭发周扬等“非党”乃至“反党”，促使思想问题政治化呢？这与当时中央高层的斗争有关。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党（宗派）活动，并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当时，高饶问题高度保密，知情者仅限于党内高层人士。胡风通过聂绀弩打听到这次政治斗争的内幕，在他看来，周扬等领导文艺的方式与高、饶集团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感到“身上的顾忌情绪在退却下去，对历史对党负责的要求在升涨起来”，决定乘此时机，提请中央将周扬等经营的“独立王国”一揽子解决。
1954年3月，胡风根据这种理解开始撰写“报告”，行文中他紧紧扣住中央反对非党（宗派）活动的政治主题不放，极力贴近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信”的开头便陈述了上书的动机，写道：“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地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2〕
为了合理地解释自己为何能从“顾忌”转到“负责”，胡风不仅极力渲染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甚至把两年前周总理与他的谈话也放在这个新的基点上作了演绎。他在“报告”中写道：“我终于明白了：周总理向我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评’，是要我正视自己，正视现实，面对面地向斗争迎上去的意思。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斗争面前，我回避不脱；有党的保证，我没有必要得保留顾虑情绪。周总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领域党都要求展开斗争，在斗争面前党是无情的。周总理向我指示的意思是：党是为历史要求，为真理服务的，在历史要求面前，在真理面前，党不允许任何人享有任何权利。”〔3〕
周总理与胡风谈话事发生在1951年12月3日，谈话主题是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当胡风提出问题不在他而在“党的文艺领导”时，周总理说，“客观上问题是很多，应该和同时代人合作，找大家谈，学学毛主席的伟大，说服人”，还指示“不能回避斗争”等等〔4〕。实际上，从周总理的指示中，很难读出比要求胡风多做自我批评更多的“意思”。
然而，胡风却在做出以上演绎之后，在“信”中毅然地归纳出周扬等“非党”（宗派）活动的四点表现：“一，以树立小领袖主义为目的。”“二，不断地破坏团结，甚至竟利用叛党分子制造破坏团结的事件。”“三，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群众身上，以致竟归过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四，牺牲思想工作的起码原则，以对于他的宗派主义统治是否有利为‘团结’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为反动思想敞开了大门的情势。”抹掉其中仅出现一次的“文艺”二字，几乎便是高、饶集团非党（宗派）罪状的翻版。
胡风成功地将与周扬等的理论分歧或宗派纠葛政治化后，进而推断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结论。“信”中有以下文字：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造成的。以对我的问题为例，是有着历史根源，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高度的。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从“有意识”到“有计划”，从“非党”到“反党”，这便是胡风为周扬等共和国文艺界领导所作的政治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胡风上书之前，报刊上所发文章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仅止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现实主义”〔5〕，并没有超出文艺思想论争的范畴，而胡风在上书时却提出了周扬等“非党”及“反党”的问题，表现出将思想斗争政治化的明确意图。
然而，为胡风始料所不及的是，高、饶集团的核心问题虽是攻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但其错误的实质却在于“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胡风的上书是否也因存在着类似的“夸大”嫌疑而不被中央认可呢？
1955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
二
“报告”所要揭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信”说得十分清楚：
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
希望中央做什么？“信”中也说得明明白白：
只有党中央转到主动地位上面，才能够挽救人民的文艺事业脱离危境；只有党的领导发挥了作用，才能够使人民的文艺事业在空前的思想保证和斗争保证之下建立起来飞跃发展的实践基础。
先看“信”再读“报告”，对于其上书宗旨几乎不会有发生歧义和误读的可能性。简言之，即揭发“以周扬为中心”的某些文艺领导的“非党”活动，提请中央“主动”地采取组织措施，并吁请加强“党的领导”，以“挽救人民的文艺事业”。
1978年，胡风回顾“报告”的写作过程，再次明确地表述道：“我一直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深知文艺方面掌领导权的人事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我后来在呈中央报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为中心或归结的。”〔6〕
身为党外人士的胡风，五十年前竟如此关注共和国“文艺方面掌领导权的人事力量”，如此关注“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他的革命责任感迄今未得到适当的评价。
“信”中还一再提及个人的祈望，就是“非……争取参加斗争的条件不可”和“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要求。此外，也传达出“要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要求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的迫切愿望〔7〕。
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者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胡风如此明确且一以贯之的表白，甚至还有人一厢情愿地将胡风说成“反体制的英雄”或“自由主义的斗士”，其误解胡风可谓深矣！
三
胡风在“信”中着重分析了建国后阶级斗争形势及发展趋势，指出文艺战线本应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作，而周扬等文艺领导却表现得极不得力，因此激起了他的“痛苦和愤怒”，不得不采取直接上书中央的行动。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剧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们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谅自己了。
可以看出，胡风对建国后文艺实践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后来的研究者所说的有无“创作的自由空间”，而是能否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或思想斗争）的中心工作。这个发现也许令人觉得有些费解，但却是墨写的事实。对照“报告”中他对阿垅的热情荐举，“在我们今天文艺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中，（他）是能担当一份任务的忠诚的战士”〔8〕，便可以明瞭。而胡风的所谓“阶级斗争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的预测，表现出他比周扬等具备更高的阶级自觉性。三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扩展到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周扬等因反应迟缓受过毛泽东的多次批评，而胡风则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向中央保证的“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战斗誓言。
为了让中央领导对文艺界“萎缩和混乱”的局面有更深的印象，胡风在“信”中使用了“封建主义性的陈腐东西和资本主义性的或庸俗社会学的虚伪冷淡的东西取得了、进而扩大了支配性的影响”的极端说法。应该指出，他的这个说法脱胎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中提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指责，还指出“有些人（共产党人）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的问题。
然而，毛泽东当年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并不在追究周扬等的领导责任，而是号召刚刚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加强思想建设以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胡风对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满足的，于是在“信”中批评道：
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而是由于宗派主义当时正在开始全面地依靠主观公式主义建立统治威信，用着全部力量排斥和打击对主观公式主义不利的、为反映斗争实际而努力的创作追求，因而对于用了和主观公式主义同一实质的庸俗社会学伪装起来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不能有敌性的甚至警惕的思想态度所招来的结果。
当年毛泽东所以要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确实是由于周扬等“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而江青在此役中有促成之功，从此渐露峥嵘。胡风上书时重提旧事是否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用意，甚或有曲意逢迎毛泽东、江青之意，笔者不敢臆测。
胡风在“报告”中严厉批评的文艺宣传部门领导并非周扬等一二人，而是包括当时的中宣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使中央痛下人事变更的决心，他在“信”中甚至绘出了“周扬后”时代的美妙前景：
清算了宗派主义的统治以后，就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把在最大限度上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群众的创作潜力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作家的个性成长与作品竞赛和在最大限度上在党是有领导地、在群众是有保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提高政治艺术修养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艺术质量与积累精神财富和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群众当前的广泛的要求结合起来……
然而，问题的关键只在周扬等具体部门的领导者身上吗？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等基本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胡风所承诺的美好前景会实现吗？
四
前文已经叙及，胡风对建国初期文艺实践持全面否定态度，“信”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概括：“（周扬等‘非党的领导思想’）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了，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之内。不过，仅就胡风个人而言，他从1949年夏到1952年初创作了两部散文（《和新人物在一起》、《从源头到洪流》，合计十七万余字）和两部长诗（《时间开始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合计五千二百七十行），其创作成果可谓丰硕。
根据中外文学史的历史经验，造成一个时代文艺整体衰败的原因大都来自外部的重大社会政治因素，或是宗教裁判的严峻无情，或是政治权威的极端专制。除此之外，罕有能窒息“文艺生机”的其他社会因素。
因此，当胡风断言建国初期文艺实践全面“失败”而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两难境地：既然上书的主观目的是向党表示“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及“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热望，就等于承认“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具有“同一的内容”，换言之，即承认第一次文代会上制定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及文代会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的正确性，否则，便失去了上书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承认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难以解释建国初期文艺实践何以全面“失败”的原因。
胡风是这样跳出两难境地的，他在党中央与基层文艺界之间找出了一堵墙，这便是周扬等打造的文艺界的“独立王国”，并指责“它”封锁了中央关于文艺的一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蒙蔽了文艺界的干部群众。
于是，我们在胡风的“信”中读到了这样的含泪的控诉，他严厉地指责周扬等“公开地歪曲对他们的主观主义不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公开地反对证明了他的庸俗机械论的破产的苏联文学斗争的理论经验”；他严厉地谴责周扬等“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归过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没有直接接近过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对于党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坏团结的手段就由党外到党内，以至直接指向党中央了。”
对于周扬等的后一个严重的“罪行”，胡风在“报告”中有着详细的陈说。事情发生在1952年4月，周扬路经上海时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彭柏山有过一番私人谈话，谈到“现在文艺上的情形很困难，一时没有什么办法，（他）是明白的，不过他很苦恼，重要的事情他都作不得主。他有许多很好的看法，但不敢提上去。”事后，彭柏山将谈话内容转告了胡风。不料，事过两年之后，胡风竟把这私人谈话写进了呈送中央领导阅示的“报告”里，而且进行了这样的诛心的分析：“如果连他（周扬）有了意见都不敢向上提，那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至少在文艺问题上是绝对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真理的结论以外，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看着整个文艺战线衰弱下去下去也毫不关心这结论之外，是不能有别的。”〔9〕
胡风把“私人谈话”写入“报告”，这做法是否恰当，似乎不必多加评说；但后来舒芜以“私人信件”入文，却曾是受到千夫所指的。只不过，胡风当年似乎比舒芜走得更远，请看下文：
为了他那个宗派主义的统治欲望，为了他那个小领袖主义的张皇失措的心虚，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恼”地把他自己说成了一个使人不胜同情的“无可奈何”的“失败的英雄”，甚至是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牺牲品的“赎罪的羔羊”。分析到这里，我心里涌了出来的悲愤强过了憎恶，全身火烧一样地实感到了我们的革命是不得不牺牲了多少宝贵的东西才通过了曲折的道路争取到了这个伟大的胜利的。〔10〕
周扬当年的“苦恼”是否真实，只要重读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评就可以明瞭。胡风当年的“悲愤”是否真实，从相关者的著述和回忆中却找不到任何可资证实的记录，而他对“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态，实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铁骨铮铮”的汉子所能为。
胡风为了摧毁（争夺）周扬等“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惟一的正确的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统治威信”，为了向中央证实自己所具有的更高的“党性要求”，走得实在太远了一点。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信”都是解读“报告”的钥匙。譬如，文艺战线应如何增强“敌性”观念，文艺战线应如何“担负起专门任务”，文艺工作应如何体现党的“道德力量”，以及如何认识周总理对他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如何看待周扬等拜倒在“堕落的”、“积极反动的‘老作家’”脚下的“以敌代友”的思想动机，如何辨识和剔除文艺界中混杂着的“品质不好的党员”和“叛党分子”，等等。
先仔细地看“信”，再认真地读“报告”，所得必会更多。
注释：
〔1〕《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册形式刊发了“报告”的二、四部分。《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以《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题，刊发了“报告”的第一、二、四部分。
〔2〕胡风：《给党中央的信》，收《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不另加注者皆出自此“信”。
〔3〕〔4〕〔6〕〔8〕〔9〕〔10〕《胡风文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654～661、727、349、395、395页。
〔5〕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3年初《文艺报》发表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两篇文章。
〔7〕胡风1952年5月11日给路翎的信中写道：“还有一传说：主席看过《路》，说，提法好，结论也对，分析有错误云。根据这，我去了信，并把《通报》内容摘要寄去。要求见面，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并给主席信，要求直接得到指示。”收《胡风全集》第９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参照胡风日记，“去了信”指的是致周总理的信，“给主席信”是致毛主席的信。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根据此信内容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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